经世致用影响两代知识分子翻译美学
我国翻译活动的主体随着翻译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起初是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西域高僧，然后是明末清初从事宗教活动的外国耶稣会传教士，到了近代后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翻译主体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严格说来，这第三个时期的翻译活动之成果，才主要是翻译文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封建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经世致用”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动因，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自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救国图强的实用选择。所以当时的翻译首先是自然科学，然后是社会科学，再之后才较多进行文学翻译。1899年林纾与王昌寿合作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国翻译文学的新纪元。林纾可谓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家，他与人合作翻译的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近170部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品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周作人、鲁迅、郭沫若、庐隐、钱钟书等人无一例外地谈到过林译作品对他们的影响。
随着国情变化，经世致用的翻译思想逐渐被演绎到极致。译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他们对原作的选择、迻译中的增、删、改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为当时的社会改良服务的思想。这段时间翻译文学的一个新倾向是着力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特别是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作品——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情况大体如此。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的戏剧集等，直到现在仍影响巨大。
这期间的文学翻译不论就成就和影响而言，还是就思想性和人格魅力来讲，都要首推傅雷。傅雷也深知翻译文学的巨大社会作用，但他从来都重视翻译的本体问题，他把翻译美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同辈的翻译家们都有崇高的职业操守，秉持着虚怀若谷、刻意求工、恪尽职守和锱铢必较的精神，与近些年不时出现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和瞎编乱凑的翻译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我国的翻译文学再次进入繁荣的春天，绝大多数国家的名家名作得到了翻译出版，呈现“百花竞放”、“众声喧哗”的景象，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认知视阈，促进了文学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对我国读者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与反观本国文化有着极大帮助。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考虑较多的是纯粹的文艺的审美的因素，在前辈们提出的翻译标准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了“多元互补论”和“和谐论”等新的翻译标准。
“乐而多趣”成为当代文学翻译重要思想
实际上，“五四”以来，与“经世致用”并存的还有“遣情娱乐”的翻译思想。梁启超在分析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的同时，还提到了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可以说，“遣情娱乐”也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和接受发生了明显改变。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急需精神层面上的慰藉。与前人那样静下心来咀嚼经典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读者似乎比较喜欢文化快餐，追求的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消费，于是这一类的翻译文学便备受欢迎。近些年来西方文学叙事传统和娱乐传统的回归是中国读者乐于接受它们的一大原因，而许多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作品、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文学在中国却逐渐失去读者市场，一些在国外走红的经典或热销作品在中国读者群很小甚或如泥牛入海，比如麦尔维尔、福克纳、乔伊斯的著作，斯蒂芬·金和约翰·格里森姆的作品等等，对其复杂的翻译因素且不评判，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某种程度上的文化隔阂和远离今人的阅读习惯。
正因为此，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走红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如果冷静下来考虑，这些作品走俏的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这些小说面对的都是绝大多数人，那些大众或“俗人”。他们始终在讲故事，而作为故事讲述者，他们不是躲进小楼，自我迷恋，而是把故事讲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听，这就决定了其作品面向的总是最多数。丹·布朗、罗琳显然是深谙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不想劳神费心，又想有所斩获，既要收获阅读的快感，又要学习有益的知识，最好还能同时赶赶时髦——而他们作品里的这种娱乐性、普世性与入时性，恰到好处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阅读需求。
近些年，我们的一些文学创作把上世纪初期到中期西方一些作品的陈旧主题和落伍手法当作新鲜东西加以模仿，当然不能成为畅销之作，也就不可能“取悦读者”，成为整体素养早已大大提高、审美情趣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大众们的文化消费的对象，外国文学作品也因此很容易成为一种“新鲜”空气或视野。这也可说是翻译文学近些年来容易掀起波澜的又一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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